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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研發機構:科技創新組織的范式變革


在當代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科技創新組織范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新型研發組織就是新范式的微觀單元和具體模式。運用新型研發機構培育新興產業和創新企業,已形成全國性趨勢。尤其長三角區域要實現創新驅動戰略,迫切需要順應科技創新及其組織范式變革的趨勢,大力建設發展新型研發機構。


目前多數科研機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沿襲院所高校的事業單位屬性和垂直隸屬關系;按事業單位模式運作,“禁區”過多;功能定位多重糾纏,創新主體功能受到干擾;治理結構不適應,機構缺乏自主權。


對此可選擇的建設路徑:一是切實把新型研發機構作為區域創新生態建設的中心環節;二是以新型研發機構為突破口,加快科研體制、成果轉化體制、創新企業培育體制的深化改革;三是著力提升改造重點應用創新平臺和機構;四是支持高校院所加快構建功能型的成果轉化組織載體。



01中國經濟處于動能轉換關鍵階段


當下世界經濟波譎云詭,深度調整和艱難復蘇不時受到種種擾動。雖然我國仍然處在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是其內涵和條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一變化就是增長動能的根本轉換,即主要動能從資本和勞動力驅動轉向科技自主創新驅動、技術發展的源頭從國外引進轉向以國內自主研發為主。即將到來的“十四五”時期仍將是增長動能轉換,構造現代產業基礎和產業鏈的關鍵階段,也是跨越中等收陷阱的重要關口,在中國經濟幾千年發展史上從未像今天這樣對于科技創新有如此強的依賴,寄予如此高的企盼。


現實迫切性來自于經濟運行壓力。長三角是我國經濟發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全國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目前長三角正面臨著嚴峻的經濟下行壓力。據統計,上海生產總值增速2017年為6.9%,2018年為6.6%,2019年上半年同比增長5.9%;江蘇省生產總值增速2017年為7.2%,2018年為6.7%,2019年上半年同比增長6.5%;浙江省生產總值增速2017年為7.8%,2018年為7.2%,2019年上半年同比增長7.1%;安徽省生產總值增速2017年為8.5%,2018年為8%,2019年上半年同比增長8%;一市三省均呈現持續下行的態勢。


現實迫切性還來自于經濟結構轉型。現代產業體系是以高技術和新興產業為主體和標志的。考察長三角區域這方面的狀況,2018年數據顯示:上海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5461.91億元,比上年增長8.2%;占上海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6.7%,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江蘇省高新技術產業產值比上年增長11.0%,占規上工業總產值比重達43.8%,比上年提高1.2個百分點;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比上年增長8.8%,占規上工業總產值比重達32%,比上年提高1個百分點。浙江省以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主要特征的“三新”經濟增加值占GDP的24.9%。安徽省規模以上工業中,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13.9%,占比由40.2%提高到40.4%;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增長16.1%,產值占比由24.7%提高到29.5%。總體而言,高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雖然顯示出主導趨勢,但體量仍然偏小,僅占GDP的20%左右,尚未成為經濟的主體部分。


數據表明,長三角區域經濟處于結構深度調整和動能根本轉換期,傳統經濟支撐力衰退,而新的經濟動能有待成長,因而青黃不接或轉型陣痛。國家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指出,長三角地區要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區域集群。為實現這一國家戰略使命和擔當,長三角區域唯有抓住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第四次工業革命)與長三角經濟動能轉換交匯的機遇,強化科技創新驅動,以應對經濟下行、再造現代產業基礎和產業鏈,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02科技創新范式的變革


科學技術創新與科技創新政策的研究一直是備受學術界和管理實務界關注的經典命題。在人們的理念中長期有一個思維定勢,即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是科學技術進步的基礎和源泉。事實上,這一思維定勢來自于“線性科研模式”。二戰以后,時任美國科學研究發展局主任的萬尼瓦爾?布什撰寫了《科學:無止境的前沿》的報告,將研究工作區分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提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品開發”的線性科研模型。


在隨后的數十年里,這一模型成為全球科研的基本模式或既定范式,中國也不例外。在組織體系中,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擔科研職能,而科研又對應“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而劃分不同專業部門,至于“成果轉化”及其產品開發和產業化則屬于企業的職能。劃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區分了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的活動內容及其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適應科研活動分類管理的需求。以這種線性科研范式為基礎的各國科技政策和體制,一方面促進了科技發展,但另一方面又在當代新一輪科技革命孕育進程中障礙了科技發展。


其典型表現是,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有機聯系被片面分割,并且把科研功能集中于院所高校,科研活動以論文和實驗品為成果形式,但這種成果形式距離產品化產業化又存在一道深溝。在產業和經濟已然高度依賴科技創新,線性科研模式的內在缺陷就成為一個致命的障礙。


當代科學技術表現為越來越龐大的復雜體系,各領域科技已然高度關聯、互相交叉、跨界融合、系統集成,客觀性質具有綜合性、整體性和融合性。簡單化地將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劃分隔絕,違背了當代科技創新活動的客觀規律。


科學家們指出,囿于線性模式,各類科技機構將自己限于特定的“基礎”或“應用”領域,對跨界研究缺乏動力。然而,跨越“基礎”與“應用”傳統邊界的科研正是當代新科技革命的增長點。線性科研模型的依據是科學一定先于技術和工程,只有基礎研究才能發現新知識,而應用研究只是知識的應用,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科學、技術與工程是平行發展的,并無絕對先后。


實際上,發明與發現是一個有機整體,新發現可能產生新發明,新發明也可能導致新發現,有些重大發明本身就包含新發現。因此,將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拆分為上下游關系不利于科學技術的發展 。


對線性科研模式的反思與突破,是近年來世界科技界著力的大事。美國科學家文卡特希?那拉亞那穆提于2016年出版了極具影響的重要著作《發明與發現:反思無止境的前沿》,對線性科研模式作了深入批判,提出了許多與傳統科技創新不同的全新觀念。他認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傳統分類觀阻礙國家的科學與技術進步,導致許多無用的政策建議;闡述了美國大學的科技成果由新思想到實踐應用的轉化過程,提出了新的“發現—發明循環模型”。他的主要觀點可以簡要概括為,跨出對所謂“個人興趣導向”還是“社會需求導向”研究動機的單純關注,讓發明與發現深入融匯,堅持問題導向、需求導向、效益導向,打通基礎與應用的通道,消除分隔,推動科技創新從“論文-論文”循環轉變為“市場-論文-市場”循環。 


書中分析了美國貝爾實驗室(全稱阿爾卡特朗訊貝爾實驗室)案例,認為這是“發現-發明循環模式”的實踐典型。這家世界著名的實驗室不是僅做純技術研究,而是既有基礎研究又有應用研發以及工程設計,還做產品開發。在這里,產生出晶體管、激光器、太陽能電池、發光二極管、數字交換機、通信衛星、電子數字計算機、蜂窩移動通信設備、長途電視傳送、仿真語言、有聲電影、立體聲錄音,以及通信網等許多重大發明。


貝爾實驗室的研發分三個階段:一是貝爾實驗室自主發明或是創新,二是演進及更新自己研發的產品,三是到歐洲等其他地區通過并購吸收新技術、新產品。顯而易見,這一模式將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到產業化在一個科技創新實體中全程覆蓋、交叉融合,形成市場與科研的密切互動和創新迭代式循環。


值得指出的是,當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周期具有“技術群”特征,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大都不是單一技術的發生與支撐,而是多項技術簇群的融合與集成。這一新的科研模式適應了“技術群”支撐新產品新產業的要求,不僅是科研運行管理體制的變革,而且在微觀層面上是科研組織的范式變革。



03國內建設新型研發機構的探索


我國科技創新組織范式變革是伴隨著經濟體制、科技體制和高教體制等改革而展開的,新型研發機構即是這一變革的產物。2019年9月國家科技部印發了《關于促進新型研發機構發展的指導意見》,大力倡導和支持新型研發機構建設發展。


新型研發機構是一種在屬性、機制和功能上不同于傳統科研機構的創新平臺組織。筆者近期連續調研了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家技術轉移南方中心(中科院知識產權投資公司)、浙江之江實驗室、阿里達摩研究院等等,可以說其核心特征是集成科研、孵化、資本等功能的創新生態模式。


這些機構的人士指出,新型研發機構模式可以用“四不像”來概括:研究院既是大學又不完全像大學,文化不同;研究院既是科研機構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內容不同;研究院既是企業又不完全像企業,目標不同;研究院既是事業單位又不完全像事業單位,機制不同。


具體考察來看,在體制方面,傳統科研機構是單一的事業單位性質,也是傳統科研管理的運行機制,而新型研發機構則是混合體制,其中既有事業單位,又有企業和社團;其設立主體有高校、科研院所,也有企業、中介機構和投資機構。在功能方面,傳統科研機構專注于學術研究以及教學,以學科的知識探索為使命,而新型研發機構的功能則更加多元化和集成化,把科技研發、成果轉化、產業孵化、企業培育、投資服務等融為一體。這種新型研發機構給深圳科技產業創新帶來了極其可觀的活力和成效。僅中科院深圳先研院一家就已建立4個不同領域孵化基地,孵化企業450家,其中參股168家,市場估值超億元企業達27家(上市3家)。


進一步分析可見,新型研發機構的“四不像”是對傳統研發組織模式的變革,目前根本的突破口就在于變革科技創新鏈內部的分割及其與產業鏈的分割,變革長期以來沿襲的科研機構的“事業單位”屬性定位,更改如同管理權力機關那樣管理科研機構的偏頗機制。


縱覽國內新型研發機構的成功經驗,其要義在于:(1)化解了傳統的黨政機構、事業單位與公司企業的分割體制沖突,構建了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業之間的制度性通道,為創新要素的整合提供了一個混合制度空間和實體組織載體,顯著提高了應用創新資源的集聚效率;(2)創新功能定位明晰,即是以應用創新為中心,圍繞產業鏈部署和融合創新鏈,講求創新的應用性、轉化率以及經濟效應;(3)堅持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靈活運用市場機制實現科研、投資、孵化等不同能力的協調和整合,并給予所有創新主體充分有效的激勵;(4)實行現代企業管理模式,確立理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明晰機構運營自主權,實施公司化管理,使整個組織能夠針對創新活動實際作出及時決策和快速反應;(5)擺脫了長期困擾科研機構的“事業單位”屬性及其管理機制“剪不斷理還亂”的窘境,使創新主體有了必要的人財物等要素自主權,建立了與企業與市場緊密對接的運營新機制,有效發揮出科技研發成為產業創新策源的功能與效用。



04安徽建設新型研發機構進展與問題


2018年以來,安徽高度重視創新組織建設,省科技廳當年即出臺建設新型研發機構的指導意見,并開展了省級新型研發機構申報等工作。目前除了國家科學中心的一系列基礎研發組織之外,應用創新組織也取得長足進展。如合肥有中科院合肥技術創新工程院、清華公共安全研究院、中科大先進技術研究院、合肥工大智能制造技術研究院以及國家大學產業園等等,其他城市也有數量不等的由當地政府與科研機構、高校共建的應用創新組織,總體上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


但是也應看到,安徽現有的應用創新組織絕大多數與新型研發機構還有距離。國內一家智庫一份最新報告表明,截至2019年8月,據不完全統計全國范圍內的新型研發機構累計達到上千家。其中安徽周邊省市的上海20家、江蘇346家、山東27家、湖北7家、河南67家,而對安徽的統計卻是空白。一方面,這可能與安徽新型研發機構對外宣傳不夠有關,以致于不為外界所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研發機構的“新型”屬性和特征不顯著,以致于不被外界認可。


從我們近年對省內研發機構調查情況分析,在建設新型研發機構方面進展參差不齊,較為普遍反映困擾其建設運營發展的突出問題有:一是沿襲院所高校的事業單位屬性和垂直隸屬關系,對沒有垂直隸屬關系的則傾向排他,使平臺本應有的創新資源開放集聚功能大打折扣;二是按事業單位模式運作,回避市場機制,對應用創新中的產權激勵、收益分配、績效薪酬、資本運作、人事制度等“禁區”過多,使平臺本應有的運營活力受到較大抑制;三是功能定位多重糾纏,論文導向、教學導向、縱向課題導向等傾向較為嚴重,有的成為課堂和實驗室的簡單延伸,使平臺本應有的圍繞產業鏈部署應用創新鏈、產業策源和企業培育的主體功能受到干擾。四是治理結構不適應,權責利關系不夠清晰合理,機構缺乏自主權,難以根據應用創新實際進行靈活快速決策、調度和管理,使平臺本應有的相對獨立自主性不能彰顯,運營管理效率不如人意。歸結起來,根子在于研發組織的體制機制問題。



05推進科技創新組織范式變革的當前路徑



國家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求安徽“打造科技創新策源地、新興產業聚集地、綠色發展樣板區”;中央政治局最近會議指出要著力構建現代產業基礎和再造產業鏈。這都意味著科技組織和產業組織必須改革創新,而已經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新型研發組織就是順應科技創新組織范式變革的先進的組織單元。長三角區域科技產業創新正進入加速拓展期,亟需基礎層面的創新組織單元的大發展與強支撐。借鑒國內外科技創新組織范式變革的探索經驗,推進新型研發機構建設的當前路徑可以有如下選擇。
1、切實把新型研發機構作為創新組織和創新生態建設的中心環節。正如現代產業基礎和產業鏈要以企業為中心環節一樣,一個省一個市的創新生態也要以基本組織單元為中心環節。以往那些松散型產學研聯盟、間歇式合作中心等組織形式已經不適應創新形勢和需要,要以新型研發機構為模式,構造官產學研資集成的實體型應用創新組織。因此,應進一步完善有關創新平臺、創新組織建設的政策文件、規劃指引,明確把新型研發機構作為中心環節和建設重點,政策支持和規劃布局向新型研發機構傾斜,使各省市創新平臺創新組織建設發展更加聚焦聚力,建構起區域創新生態的堅實高效的基本組織單元系統。


2、以新型研發機構為突破口,深化科研體制、成果轉化體制、創新企業培育體制等相關體制機制改革。按照“四不像”模式建設新型研發機構,一要打破傳統的單位屬性束縛,賦予其“法定機構”的相對獨立地位及其人財物自主權,使之成為自主決策、自主運營、自我管理的應用創新實體;二要打破從實驗品到商品、從研發團隊到企業、從孵化器到市場海洋轉化的體制性障礙,建立暢通轉化的機制;三要建立公司制的法人治理結構,按照委托-代理結構,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打破行政化干預管理的制約,真正發揮市場化運營管理機制的作用;四是堅持以建設新型研發機構為導向,圍繞新型研發機構建設發展需要深化科研體制、成果轉化體制和創新企業培育體制改革,而絕不能相反地讓新型研發機構適應順從傳統體制。應充分利用長三角創新一體化的機遇,在相關體制機制改革上大膽探索挺進。可由科技、發改、教育、國資、財政部門和重點院所高校、重點創新企業聯合研制統合性的改革方案和相關政策。


3、著力提升改造重點創新平臺和機構。

比如在合肥要繼續提升做強中科院合肥創新技術工程研究院、清華大學公共安全研究院,進一步完善應用創新機制,增強運營功能;改造中科大先進技術研究院、合肥工大智能制造研究院,使之從大學附屬機構轉型為市場化運作的創新實體。其他技術和產業創新平臺和機構也要朝著新型研發機構模式進行提升改造,壯大增強區域科技產業創新的基本組織體系。同時,各地還應借力長三角創新共同體建設,大力引進或合作共建新型研發機構,以開放匯聚創新要素、云集更大能量。


4、支持高校院所構建功能型的成果轉化組織載體。

高校院所科技創新是區域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其創新組織變革必須依靠官產學研幾方合力。首先要加快建立健全高校院所技術轉移機構,在高校院所事業編制和經費中設立專項給予支持。借鑒行之有效的美國斯坦福大學技術轉移辦公室(OTL)設置與運作模式,深化高校院所技術成果轉化創新管理與激勵機制改革,構建功能型的成果轉化組織載體。在推進過程中可先期遴選一批研發能力強、技術成果多的高校院所進行試點,使之專司高校院所技術成果轉移轉化職能,形成成果統計匯總、分析評估、轉化服務以及收益管理分配等功能完備的轉化服務平臺。其次要針對高校院所科技服務資源短缺問題,推進科技服務企業進校園進院所,充實高校院所技術成果轉化環節服務功能。高校院所既需要“走出去”與實體企業和市場對接,也需要科技服務企業“走進去”幫助其轉化創新成果。技術轉移服務業是科技服務業的一個細分行業,主要從事技術評估、技術交易、技術轉讓、技術代理以及技術集成等業務,尤其是近年來技術轉移服務由零散服務、線下服務向集成化、平臺化、市場化、互聯網化服務發展,因而涉及眾多線下和線上專業企業。可組織引導高校院所與技術轉移服務企業密切合作,讓企業走進高校院所,通過建立校企聯盟、開展對接活動、實施項目合作等,幫助高校院所彌補成果轉化環節的功能短板。



宋宏,安徽大學創新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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